第三百八十章 乱世终至
正在郭斌努力发展颍川郡内经济，提高辖地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天下纷纷乱起。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有长沙贼寇区（音ōu）星，自称将军，聚众万余人围攻城邑，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区星相应。朝廷乃以孙坚为长沙太守，赴郡中剿灭叛贼。孙坚到郡中亲率将士，施方略设备，旬月之间，克破区星等。又越境寻讨周朝、郭石，郡中震服，三郡整肃。朝廷考虑到孙坚之前在剿灭黄巾之乱以及随张温攻伐羌人的作战中履立功劳，乃封其为乌程侯。
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阳郡(今属河南)民起义。义军攻打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斩杀中牟令落皓及主簿潘业，声势渐盛。三月，河南尹何苗（大将军何进异母弟）率兵镇压，义军失败。何苗因功得以升迁，拜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同年，渔阳人张举与同郡人张纯作反，张举自称天子，张纯则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这二人勾结乌桓大人丘力居，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人，聚众至十余万人，屯兵肥如，劫掠幽州、冀州，并传书到各州郡，说要代替汉朝。张纯又使乌桓峭王等五万人部队，进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一时间，大汉天下竟是风起云涌，天下震动。
张举原是渔阳郡的土豪，后为泰山太守；而张纯则曾为中山相，这两个人都曾是朝廷命官。中平四年(187年)，张温领导乌桓突骑三千人讨伐凉州马腾、韩遂等人，张纯自荐为将，张温拒绝，反而以公孙瓒为将出击。而张举亦因不获张温重用而心生不愤，遂勾连乌桓人作反。
若是在汉朝鼎盛之时，不要说未受重用便要造反，恐怕便是被下狱治罪也没有敢这么干的。因此，如今张举与张纯的一番举动，何尝不是从侧面反映出东汉朝廷在王朝之末的无力呢？怕正是因为他二人曾身处体制之中，方愈加明白朝廷之虚弱。
次年，也就是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朝廷任命刘虞为幽州牧，着他组织兵力剿灭张举、张纯之乱。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亦即后世的山东郯城人，是汉室宗亲，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而刘虞本人则通过举孝廉出仕，先是担任曹吏，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郡吏，后因累积政绩迁为幽州刺史。刘虞担任幽州刺史期间，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huìmò）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他们随时朝贡，不敢侵扰，于是幽州百姓纷纷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攻破冀州诸郡，朝廷任命刘虞为甘陵相，前去安抚灾荒后的百姓。刘虞官位虽高，为人却谦逊俭朴，成为下属军民的榜样，不久后就升为宗正。
宗正一职的设置最初是在秦朝，延续至于东晋，凡是皇帝亲族或外戚勋贵等有关事务，都由他掌管。后来西汉沿置，为九卿之一。汉平帝元始四年，改名宗伯。新莽时并入秩宗。东汉时复称宗正。关于宗正一职更加具体的职务，则是掌握皇族的名籍簿，分别他们的嫡庶身份或与皇帝在血缘上的亲疏关系，每年排出同姓诸侯王世谱。可见，宗正一职确是极为显贵的职位。
此时，朝廷将刘虞任命为幽州牧，主持剿灭张举、张纯的事情，一则显示了天子对刘虞的信任，二则与刘虞任职幽州刺史期间在幽州所立下的崇高威望有关。从这个任命也可看出，朝廷在加强地方政府实力一事上，已经基本妥协了。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得到加强，既是剿灭遍布天下的盗匪的现实需求，也是地方豪族大户暗中推动的结果。这个事情在朝中已经酝酿了多年，是从郭斌以颍川郡守任破鲜卑中郎将，并将越骑营下两千人的编制变成其私人护卫为开端的。到如今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太常刘焉向天子上书说：“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朝廷同意了刘焉的奏请，至此，废史立牧最终确定。
“黄巾起义虽然没有直接覆灭腐朽的东汉王朝，却给予其巨大的打击，使其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当初学习历史的时候，对于教科书上这一句评价黄巾之乱的话，郭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如今身处其中方才真正理解得透彻了。黄巾之乱虽然失败了，却给予原有的腐朽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各地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被山贼盗匪裹挟，使得原本脆弱的中央财政终于不堪重负，原本看似强大的中央政府因为无法承担巨额军费而不得不逐渐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最终走上了废史立牧的道路。
废史立牧一旦确定为国策，便标志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彻底形成已呈不可遏制之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减弱，东汉王朝真正名存实亡。
从郭斌重生东汉末年以来，便深知历史的走向，他不知道这东汉末年的历史会不会因为自己这个小小的蝴蝶翅膀的扇动而发生改变。可是，他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倒也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便是东汉政府的覆灭真的是如浩浩江水一般滚滚向前，任何想要挡在它面前的势力或个人都只有被碾压地粉身碎骨的份儿。
曾经，他也想要竭力扭转历史的走向，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以抵抗地方政权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因此，当第一次受到天子刘宏接见时，便为他提出了开办博览会的建议。这既是当时形格势禁，他急中生智想出来的点子，也是他当时初抵贵境心态尚未完全扭转的结果。他给刘宏出了这么个点子，确是典型的几方受益，也是给刘宏一点聚敛钱财的手段，使中央财政富裕一点，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黄巾之乱，使其在剿灭黄巾之乱的战争中获得更加充裕的财政支撑。
当然，后来郭斌向天子提出建设塞外三城，开通中原与塞外骑马民族转口贸易的建议，既是为了防止黄巾降卒被杀，中原人口因此骤降，又是为了以塞外三城收取的赋税充实中央财政，以应对烽烟遍地、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这与郭斌当初的思路是一致的。
然而，几年时间过去了，中央政府中腐朽堕落的现象依旧不见好转，即便是每年多了数以千万计的财政收入，卖官鬻爵的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甚至愈演愈烈；中央政府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又不得不将军事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得大汉王朝各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郡或州为单位的地方实力派。
在郭斌看来，如今的东汉王朝，就像一列高速行驶中即将脱轨的列车，想要将其重新拉回到轨道上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若是妄图通过踩急刹车将其刹停，却又面临着瞬间翻车，车毁人亡的危险。
在目前的情况下，东汉王朝若是依照原有的轨迹延续几十年，然后毁灭，则历史势必会依照原有的轨迹运行，天下三分会继续出现，魏晋南北朝的局势会继续出现，乃至最后五胡乱华依旧会依照历史原来的剧本重新上演。那一场惨绝人寰、暗无天日的浩劫，中华民族势必逃不过去，这是郭斌重生一回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若是在如今的局势下踩了急刹车，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则势必要面对天下间所有豪门大户、世家大族的抵制。若是如此，那么郭斌一直以来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原本结好士人阶层，与地方豪门大户共同协作的局势会在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况且，就如今中央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来看，若是郭斌提出这个建议，第一个不答应恐怕就是天子刘宏。
即便是抛开这些，郭斌自己如今却也早已成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之一，他所有财富与权力的来源，都来自朝廷加强地方分权的政策，若是想要加强中央集权，郭斌便不得不先造自己的反：这无疑是不现实的，离开了手中的权力，郭斌甚至连乱世中的一条野狗亦比不上。
所谓“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汉朝强的是地方势力，弱的是中央政府。尾大不掉、干戈倒执，大汉王朝的末日已迫在眉睫，而郭斌与他手下的利益集团，则面临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
当历史沿着其固有的运行轨迹滚滚向前，大将军何进身死宫门，董卓率军进京、废立天子之时，郭斌原本扶刘保汉的方针也最终宣告失败，大汉王朝从此真正进入了群雄并起的乱世。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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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有长沙贼寇区（音ōu）星，自称将军，聚众万余人围攻城邑，周朝、郭石亦帅徒众起于零、桂，与区星相应。朝廷乃以孙坚为长沙太守，赴郡中剿灭叛贼。孙坚到郡中亲率将士，施方略设备，旬月之间，克破区星等。又越境寻讨周朝、郭石，郡中震服，三郡整肃。朝廷考虑到孙坚之前在剿灭黄巾之乱以及随张温攻伐羌人的作战中履立功劳，乃封其为乌程侯。
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阳郡(今属河南)民起义。义军攻打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斩杀中牟令落皓及主簿潘业，声势渐盛。三月，河南尹何苗（大将军何进异母弟）率兵镇压，义军失败。何苗因功得以升迁，拜车骑将军，封济阳侯。
同年，渔阳人张举与同郡人张纯作反，张举自称天子，张纯则自号弥天将军、安定王。这二人勾结乌桓大人丘力居，杀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人，聚众至十余万人，屯兵肥如，劫掠幽州、冀州，并传书到各州郡，说要代替汉朝。张纯又使乌桓峭王等五万人部队，进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一时间，大汉天下竟是风起云涌，天下震动。
张举原是渔阳郡的土豪，后为泰山太守；而张纯则曾为中山相，这两个人都曾是朝廷命官。中平四年(187年)，张温领导乌桓突骑三千人讨伐凉州马腾、韩遂等人，张纯自荐为将，张温拒绝，反而以公孙瓒为将出击。而张举亦因不获张温重用而心生不愤，遂勾连乌桓人作反。
若是在汉朝鼎盛之时，不要说未受重用便要造反，恐怕便是被下狱治罪也没有敢这么干的。因此，如今张举与张纯的一番举动，何尝不是从侧面反映出东汉朝廷在王朝之末的无力呢？怕正是因为他二人曾身处体制之中，方愈加明白朝廷之虚弱。
次年，也就是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朝廷任命刘虞为幽州牧，着他组织兵力剿灭张举、张纯之乱。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亦即后世的山东郯城人，是汉室宗亲，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而刘虞本人则通过举孝廉出仕，先是担任曹吏，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郡吏，后因累积政绩迁为幽州刺史。刘虞担任幽州刺史期间，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huìmò）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他们随时朝贡，不敢侵扰，于是幽州百姓纷纷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攻破冀州诸郡，朝廷任命刘虞为甘陵相，前去安抚灾荒后的百姓。刘虞官位虽高，为人却谦逊俭朴，成为下属军民的榜样，不久后就升为宗正。
宗正一职的设置最初是在秦朝，延续至于东晋，凡是皇帝亲族或外戚勋贵等有关事务，都由他掌管。后来西汉沿置，为九卿之一。汉平帝元始四年，改名宗伯。新莽时并入秩宗。东汉时复称宗正。关于宗正一职更加具体的职务，则是掌握皇族的名籍簿，分别他们的嫡庶身份或与皇帝在血缘上的亲疏关系，每年排出同姓诸侯王世谱。可见，宗正一职确是极为显贵的职位。
此时，朝廷将刘虞任命为幽州牧，主持剿灭张举、张纯的事情，一则显示了天子对刘虞的信任，二则与刘虞任职幽州刺史期间在幽州所立下的崇高威望有关。从这个任命也可看出，朝廷在加强地方政府实力一事上，已经基本妥协了。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得到加强，既是剿灭遍布天下的盗匪的现实需求，也是地方豪族大户暗中推动的结果。这个事情在朝中已经酝酿了多年，是从郭斌以颍川郡守任破鲜卑中郎将，并将越骑营下两千人的编制变成其私人护卫为开端的。到如今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太常刘焉向天子上书说：“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朝廷同意了刘焉的奏请，至此，废史立牧最终确定。
“黄巾起义虽然没有直接覆灭腐朽的东汉王朝，却给予其巨大的打击，使其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当初学习历史的时候，对于教科书上这一句评价黄巾之乱的话，郭斌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如今身处其中方才真正理解得透彻了。黄巾之乱虽然失败了，却给予原有的腐朽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各地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被山贼盗匪裹挟，使得原本脆弱的中央财政终于不堪重负，原本看似强大的中央政府因为无法承担巨额军费而不得不逐渐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最终走上了废史立牧的道路。
废史立牧一旦确定为国策，便标志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彻底形成已呈不可遏制之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掌控力度进一步减弱，东汉王朝真正名存实亡。
从郭斌重生东汉末年以来，便深知历史的走向，他不知道这东汉末年的历史会不会因为自己这个小小的蝴蝶翅膀的扇动而发生改变。可是，他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倒也明白了一件事情，那便是东汉政府的覆灭真的是如浩浩江水一般滚滚向前，任何想要挡在它面前的势力或个人都只有被碾压地粉身碎骨的份儿。
曾经，他也想要竭力扭转历史的走向，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以抵抗地方政权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势。因此，当第一次受到天子刘宏接见时，便为他提出了开办博览会的建议。这既是当时形格势禁，他急中生智想出来的点子，也是他当时初抵贵境心态尚未完全扭转的结果。他给刘宏出了这么个点子，确是典型的几方受益，也是给刘宏一点聚敛钱财的手段，使中央财政富裕一点，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黄巾之乱，使其在剿灭黄巾之乱的战争中获得更加充裕的财政支撑。
当然，后来郭斌向天子提出建设塞外三城，开通中原与塞外骑马民族转口贸易的建议，既是为了防止黄巾降卒被杀，中原人口因此骤降，又是为了以塞外三城收取的赋税充实中央财政，以应对烽烟遍地、千疮百孔的中原大地，这与郭斌当初的思路是一致的。
然而，几年时间过去了，中央政府中腐朽堕落的现象依旧不见好转，即便是每年多了数以千万计的财政收入，卖官鬻爵的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甚至愈演愈烈；中央政府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又不得不将军事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得大汉王朝各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郡或州为单位的地方实力派。
在郭斌看来，如今的东汉王朝，就像一列高速行驶中即将脱轨的列车，想要将其重新拉回到轨道上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若是妄图通过踩急刹车将其刹停，却又面临着瞬间翻车，车毁人亡的危险。
在目前的情况下，东汉王朝若是依照原有的轨迹延续几十年，然后毁灭，则历史势必会依照原有的轨迹运行，天下三分会继续出现，魏晋南北朝的局势会继续出现，乃至最后五胡乱华依旧会依照历史原来的剧本重新上演。那一场惨绝人寰、暗无天日的浩劫，中华民族势必逃不过去，这是郭斌重生一回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若是在如今的局势下踩了急刹车，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则势必要面对天下间所有豪门大户、世家大族的抵制。若是如此，那么郭斌一直以来的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原本结好士人阶层，与地方豪门大户共同协作的局势会在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况且，就如今中央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来看，若是郭斌提出这个建议，第一个不答应恐怕就是天子刘宏。
即便是抛开这些，郭斌自己如今却也早已成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之一，他所有财富与权力的来源，都来自朝廷加强地方分权的政策，若是想要加强中央集权，郭斌便不得不先造自己的反：这无疑是不现实的，离开了手中的权力，郭斌甚至连乱世中的一条野狗亦比不上。
所谓“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汉朝强的是地方势力，弱的是中央政府。尾大不掉、干戈倒执，大汉王朝的末日已迫在眉睫，而郭斌与他手下的利益集团，则面临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
当历史沿着其固有的运行轨迹滚滚向前，大将军何进身死宫门，董卓率军进京、废立天子之时，郭斌原本扶刘保汉的方针也最终宣告失败，大汉王朝从此真正进入了群雄并起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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